亲情丨刘玉民：CBA改革受委屈的时候，爸爸在背后默默支持我

From: 刘玉民新三届 2019-08-28

作者档案

刘玉民

刘玉民，1946年生，河北景县人，原铁道部长刘建章六女。1960年入选北京女子篮球队，随后进入国家女子篮球队，为知名女篮运动员。1978年调入国家体委球类司篮球处，历任篮球处处长、中国篮协秘书长、副主席，1994推动全国男篮甲级联赛改制，是CBA的主要开创者之一和联赛初期的实际当家人。先后担任亚篮联、国际篮联多个重要职务，2001年获颁国际奥委会荣誉证书，2007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工作贡献章”，现已退休。

原题

在爸爸妈妈的关爱中

幸福成长

作者：刘玉民

我是1946年张家口撤退时出生的，那时我已经有两个姐姐和三个哥哥了，排行老六。妈妈说，当时张家口是个大城市。因此，我是兄弟姐妹中有幸第一个能在医院里出生的孩子，从此就再也没有离开过爸爸妈妈。不像我的哥哥姐姐，有时要跟随爸爸妈妈一起过敌人的封锁线，有时因形势紧张不得不放在老乡家，即便被接回，也都离开爸妈送到晋察冀联中读书。

爸爸说：张家口撤退是毛主席的战略决策，暂时的撤退是为了迎接更大的战役，解放全中国！时任电业公司总经理的爸爸是最后一批组织电力公司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骨干撤离张家口，向冀西老区转移的。而妈妈不但要带着六个孩子上路，一路上还要照顾技术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为大家做饭，给大家讲形势，稳定群众情绪。

刚出生不久的我，就由四舅姥爷(妈妈的舅舅) 赶着大车，把我揣在他的大皮袄里随着大部队前行。爸爸还说，途中不知谁从哪儿弄到了唯一的一块鸡蛋糕给我吃，在那个年代是很难得的“奢侈品”了。至今，我还对爸爸讲述此事时回味的表情记忆犹新。

我无从感受那战火纷飞的年代，但我深知爸爸妈妈，无论是在艰苦的战争年月、在做地下工作的危险日子里，还是在遭受党内错误路线冤屈的岁月与繁忙的工作中，环境再恶劣，条件再艰苦，他们都辛勤养育了我们兄弟姐妹九个，一个孩子也不能少。

儿时最美好的记忆，是1953年和爸爸妈妈从郑州搬到北京，住在王府井大纱帽胡同，后来搬到贤孝牌十七号，最后住在北总布胡同十号的时间最长。

那时，我和五姐、七妹一起上铁路实验小学。我和哥哥姐姐们都住校。每逢周末，家里在外念书的所有孩子都回到家里，爸爸妈妈快下班时，大姐就带着我们在大门口等候爸爸妈妈。按照惯例，最小的小八、小九要爸爸妈妈轮流抱一下，然后每个孩子都要向爸爸妈妈汇报各自在学校的情况。

爸妈总是很耐心地听孩子们一个一个地述说。我们还常常围坐在一起，听爸妈唱《渔光曲》。当然，和爸妈一起讨论国际国内形势、讨论赫鲁晓夫修正主义等政治观点的专利，就是属于哥哥姐姐们了。而我们几个小的，坐在爸爸办公室门外，等他们一散会，就一起拥向爸爸妈妈，七嘴八舌地，这个说，我帮马姨(褓姆) 扫地了；那个说，我帮吴叔叔 (厨师) 摘菜了……吃饭时饭厅要放一张大桌和一个小桌、有时还是坐不下，就站着围在桌旁吃。特别的记忆是在庆祝爸爸妈妈金婚时，一大家子围坐在爸妈身边，其乐融融的情景至今难以忘怀。

爸爸的工作再忙，也会利用周末挤出时间和妈妈一起带着我们这帮孩子去郊游、游泳、滑冰，或全家人一起去北海公园划船，到颐和园爸爸带我们横渡昆明湖，我们的家充满了欢乐。

童年记忆更深的是爸爸经常带我们去爬香山。每一次，都要给我们讲他在香山慈幼院的故事，讲他十分敬重的熊希龄先生，讲他的春秋大刀、葡萄仙子的故事，指给我们看他曾经入党宣誓的地方。爸爸说：那是1926年8月他终身难忘的一天，爸爸沉思着告诉我们那是他政治生命的开始，是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事业献身的出发点，是他几十年革命生涯的源头。每次讲完，爸就带我们一起比赛登上鬼见愁，而大姐则陪妈妈在山下等我们下山后一起回家。

晚年，担任多年香山慈幼院校友会会长的爸爸仍然对香慈念念不忘。1993年初，我随中国篮球协会代表团，应中国台北篮球协会和《中国时报》的邀请，在台北、台中、台南等地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爸爸得知后，立即把我找来交代任务：替他看望被誉为“近代慈善之父”熊希龄先生的遗孀毛彦文女士。

当年2月28日，由香慈校友会的常锡贞老先生安排，我拜会了毛彦文女士(当时为国民党的国大代表)，并转交了爸爸的亲笔问候信和礼物，以及《熊希龄先生归葬纪念册》和《人民日报》刊发关于熊希龄基金会的刊样。1991年，毛彦文女士牵头成立了“熊希龄教育基金会”，爸爸为第一届会长。他与香慈的校友们为促进两岸交流，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了很多实实在在的事情。我也很自豪替爸爸了了这桩心愿。

1960年我被选入到北京青年女子篮球队当运动员。当郑于莲教练到家中说服父母要我去练篮球时，妈妈反复询问文化课的安排，哥哥姐姐们也担心怕影响我的学习，最后在旁边一直没有表态的爸爸用很坚定的语气说:“干体育也是革命工作嘛！”

就这样，14岁的我就开始了篮球的人生。

记得刚进队，每到周末回家时，从一进入北总布胡同，远远就能看到家门口站着等我回家的妈妈。她担心我年龄小，承担不了大运动量训练。妈妈边了解情况边帮我总结经验，并鼓励我干体育就要有吃大苦、耐大劳、不服输的精神。在妈妈的关爱下，我很快适应了运动队的紧张生活。

20世纪70年代初，党的号召是为工农兵服务，我们要经常下厂下乡下部队为工人、农民、战士表演。那时正是国家经济资源馈乏的年代，我们兄弟姐妹又多，家里生活也是很拮据的，妈妈却特意给我买了一件当时最时髦的蓝色大“棉猴”。这件蓝“棉猴”不仅让我的队友们羡慕不已，就是在家里，也算是特殊待遇了，特别是在寒冷的冬天下基层表演，坐在冰冷的水泥场地边穿在身上，就像是有妈妈在保护，挡风挡雪，真是穿在身上，暖在心里，好暖和啊！

事情并不都是一帆风顺，经过一个阶段的训练，我因膝盖膑骨劳损被送到成都体育医院，由全国著名中医郑怀贤老先生治疗。在养病期间收到了爸爸的来信，爸说：“既来之则安之，你现在小小的年纪国家花那么多钱给你治病，一定要安心养伤，尽快把伤病治好，争取早日归队，不要辜负组织对你的关心、培养和期望，即便是以后因伤病不能打球了，还可以到体育学院去深造，学习体育理论，要有干一辈子体育的决心和信心……”就这样，经过半年的治疗和恢复，我又重新回到篮球场开始了更加刻苦的训练，由于我的刻苦努力，技术水平提高很快。

不管是国际还是国内，只要有我们队的比赛，爸爸妈妈都尽量抽时间去看，特别是妈妈还要组织全家的人到体育馆观看，连七妹、八妹的同学在看台上都齐声喊：“六姐姐！加油！”我看得出，自豪之情总会洋溢在爸爸妈妈的脸上。当国际奥委会正式恢复我国合法席位，我被选入了国家队，并参加了在伊朗举办的第七届亚运会。临行前，爸爸妈妈特别叮嘱我，不但要打出风格和水平，还要学习好我国的外交政策。

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在首都体育馆举行，我们北京队和八一队举行冠亚军决赛时，我下意识地抬头望去，猛然看到爸爸和吕正操伯伯正坐在主席台上，全神贯注地看着比赛。顿时，我的信心和底气倍增，在我们全队的努力下，终于夺得了冠军。那年我三十岁了，那场比赛也是我即将退役的告别赛，十几年的运动员生涯，我没有辜负爸爸妈妈对我的期望。

人的一生会经历很多的偶然和必然，退役后，我被分配到国家体委篮球处工作，我有机会继续从事我热爱的篮球事业，也实现了爸爸让我干一辈子体育的心愿。我从小到大一直是在爸爸妈妈的呵护和关爱中成长，爸爸又总是在我人生转折的关键时刻，给我力量。

1995年~1997年，在体育界改革浪潮的推动下，我和我的同事们一起站在改革的前沿，面对我国前人没有涉足过的领域，积极推动我国篮球运动职业化的发展，心里装的只有篮球和改革，而忽略了对一些世俗人际关系的考虑。1997年体委机构改革时，我受到了一些挫折和打击，我想不通。于是，我想到了最了解、支持我的爸爸，向他述说了我的处境和想法。

爸静静地听我讲完，他没有对我的述说评判对与错，而是意味深长地讲了他早年在东北延吉时的战友苏子元伯伯的故事：苏伯伯是1925年入党的老同志，他在《延吉民生报》以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工作，为国际共运和苏联红军收集日伪情报。抗日战争爆发，他又到北平做情报工作。20世纪30年代后期，斯大林搞肃反扩大化，他被当做日本特务投入监狱，监禁、流放、做苦役长达18年之久，直到斯大林去世他才被平反昭雪。但他没有怨言，坚持为党工作……

爸爸讲到这儿，我的心情豁然开朗，我打断了爸爸的话:“爸爸，别说了，我知道了！你们想的是国家，想的是为党工作，而我想的只是个人受了委屈。”爸爸说:“好！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我们父女俩的谈话。

让我没想到的是，第二天一大早，九十岁的老爸就来到我的小家。我心里明白，他是惦记我呐。他进门就说：“小六，怎么样？还有什么问题？”我说：“爸爸，你放心吧，比起你们，我太顺利了。”爸爸说：“那好，送你几句话，‘凡事顺其自然，遇事处之泰然，得意之时淡然，失意之时坦然，艰辛曲折必然，历尽沧桑悟然。’‘宠辱不惊，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望天上云卷云舒。’”我顿时想起前段时间，当我洋洋得意地给爸爸讲，我们如何推动篮球改革时，爸爸鼓励我后，也送了我一句话:“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那时，我怎么就没悟出这道理呢！

常常想念妈妈。妈妈跟着爸爸这一辈子，不光经历了残酷的战争年代，特别是爸爸几次遭受党内冤屈，妈妈不但要顶着巨大的精神压力，还要受牵连。文革中，爸爸被关押在秦城监狱，妈妈被隔离审查，哥哥姐姐和七妹都受到株连，家里只有幼小的小八妹、小九弟。妈妈被解除关押后，承受着巨大的政治和生活压力的同时，一边帮助无家可归的“黑帮子弟”和抚养过的烈士子弟们安排吃住，一边千方百计设法解救爸爸。

1972年7月，妈妈无畏上书毛主席，救出了在秦城监狱关押的爸爸和一大批被关押的老同志。难怪吕正操、罗瑞卿等叔叔、伯伯给她那么高的评价：斯人仙去重如山，生者常怀刘大姐！

爸爸经常说，你们的妈妈这一辈子不容易，你们谁也不能让妈妈生气！爸爸还说，妈妈是有大政治智慧的，爸爸几次危难经历，都有妈妈的支撑和鼓励。

爸爸从秦城出狱不久，妈妈患广泛性心梗，妈妈的身体在这种情况下，仍为我们众多儿女、孙辈的教育、工作、恋爱、婚姻、家庭、事无惧细地操心。回想起我结婚时的情景：爸爸在关押期间，我已是过了谈婚论嫁的大龄青年了。一天，大姐找我谈话，“妈妈刚从被关押的铁道部放出来，就提到了你结婚的事儿。现在爸爸还没有消息，如果妈妈问起你，最好等爸爸回来。”

我曾看到过妈妈独自一人在洗衣房。边洗衣服边轻声啜泣，尽管当时有些不知所措，但我还是没有打搅妈妈，静静地离开了。她在忍受着常人难以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下仍在关心我的婚姻问题，当然，我一定要等爸爸回来！

爸爸出狱，全家终于团圆了，我是在爸妈亲自操办和祝福中举办的婚礼。妈妈用爸爸刚补发的工资为我做了新被褥，把家里的“集体宿舍”布置成了我的临时新房。爸爸还特别叮嘱别忘了请队里的教练和队员。那天，全队的队友都来了，爸妈则显得格外高兴，热情地接待大家后，爸爸诙谐地说：“我们老两口不在这儿影响你们年轻人了。”便搀扶着妈妈上楼休息了。我真的感到幸福极了！

1979年我们的妮儿出生了，妈妈首先想到的是让我如何安排好孩子，又不影响我的工作。妈妈找到了附近居民金奶奶帮忙，让我放心工作。那时，我的工作很忙，经常出差，冬训一出去就是两三个月，由于妈想得周到，解决了我的后顾之忧，使我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之中。

妈妈的大爱温暖着我们全家，妈妈对革命同志、对爸爸，对我们众多儿孙只有付出，从不索取，妈妈蕴藏和输出了那么多的爱，经历和忍受了那么多的苦。没有爸妈对我们的关爱、呵护、教育和培养，没有爸妈的艰苦付出，哪有我们今天获得的荣誉！哪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爸爸妈妈相濡以沫、同甘共苦几十年，虽然，他们已分别选择在圣诞节和情人节相继离我们而去，但我时常都沉浸在昔日的温情下，久久不能自拔。

爸爸妈妈的一生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数革命先烈已成为一个时代的标记，成为众多子孙后代学习和崇尚的榜样，这就是他们生命的价值!

恍惚间，小外孙一声哭啼把我带回现实，等到把小外孙揽入怀中的刹那，才悟出，爱：原本就是代代相传，生生不息……等他长大时，我会给他讲太姥爷、太姥姥那个年代的传奇故事。

2006年，作者获颁国际篮联个人荣誉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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